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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致公黨史〉解說詞》

發稿說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苯衲晔侵袊鹿h成立100周年，致公黨的發展史，是一部對中國共產黨在認識上不斷深化、政治上不斷認同、行動上不斷靠攏的歷史。站在百年交替的時間節點，回望致公黨百年歷史，堅守多黨合作初心，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尋求規律、探索未來，我們編寫了《〈中國致公黨史〉解說詞》?！督庹f詞》以《中國致公黨史》為基礎，從增強可讀性、藝術性角度展現中國致公黨100年浩瀚歷史，進一步強化多黨合作優良傳統教育、思想共識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在深學細照篤行中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微信公眾號將分期刊載，每周2期，共18期，敬請關注。

第一章  救亡圖存組僑黨，篳路藍縷煥新生

（1925—1949年）

（二）

從“一大”結束到“二大”召開經歷了六年時間。1926年，致公黨在香港登記注冊了“致公俱樂部”，將活動中心從舊金山轉移到香港。六年間，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致公黨內部也存在著黨堂不分等諸多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時刻，中國的各黨各派無不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

1931年10月10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研究了自“一大”以來黨堂不分的問題，形成“黨堂分家，以黨領導堂”的決定，推舉陳炯明為總理、陳演生為秘書長，并決定中國致公黨總部設在香港。

致公黨“二大”召開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岸蟆卑l出第一號通告，提出“國難當前，責無旁貸，急起直追”。1931年10月10日和12月1日，中國致公黨人相繼發表《致蔡元培張繼書》和《敬告國人書》，號召“集合國民全體，共赴國難”。

致公黨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毅然決然地走向抗日道路，發動黨員和華僑華人，與祖國人民一道，共赴國難。僅1931年9月18日到12月中旬，致公黨人就籌得10萬銀元，并派人北上親自交到東北義勇軍手中。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帶領下，奮起抵抗。中國致公黨上海第一支部及上海洪順互助會在陳炯明領導下，積極投入抗戰。

司徒美堂在紐約安良堂主持干事會，以致公黨（堂）名義呼吁支持堅守上海的十九路軍，成立洪門籌餉機構，發動募捐，組織華僑青年參加聯合救國運動，促成“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形成了華僑華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8年10月，致公黨在廣東東江一帶配合中國共產黨及東江游擊隊，打擊日本侵略者。官文森等人響應中共號召，發動馬來亞惠州華僑出資成立“南洋惠僑救鄉會”，出資組建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回東江參加抗日救國工作。致公黨黨員張友仁幫助游擊隊籌款，將住所借給東團活動，收留和保護東團人員，安葬抗戰殉國的100余名將士忠骸，并舉行“東江抗戰殉國將士公葬典禮”。

1939年，在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號召和支持下，包括洪門人士在內的3200多名南洋華僑機工突破日軍封鎖，回到祖國，在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上保障了抗戰“生命線”的暢通和抗戰物資的供應。在六年時間里，1000多位南僑機工為國捐軀，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1942年，鐘秀南等致公黨人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東江縱隊，掩護中共海豐縣委機關，訓練武裝骨干，并成功幫助何香凝、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經海路從香港撤離到海豐。香港淪陷后，致公黨總部活動被迫停止，但各國各地區的致公黨（堂）組織仍然和所在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把致公黨（堂）列入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愿意與他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進行談判，共同建立國防政府。而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使中國致公黨更加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積極配合中共開展工作。在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相識、相知、相認、相助直到合作，結下了深厚情誼。

1938年，陳其尤因揭發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壟斷軍火生意，被國民黨投入息烽監獄，這位昔日的蔣介石座上賓就這樣成了階下囚。1941年，他被轉移到重慶，改為軟禁。1941年的一天，他在街頭偶遇同鄉老友黃鼎臣。黃鼎臣早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黃鼎臣的影響下，陳其尤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逐漸有了認識，并且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陳其尤對抗戰勝利后致公黨該走什么樣的路、如何發展等問題有了初步設想。1942年3月，司徒美堂從美國輾轉到達重慶，陳其尤以致公黨中央干事會負責人的名義主動與司徒美堂接觸，達成一定共識。

抗戰時期，司徒美堂在財力上也給予八路軍和新四軍極大的支持。在重慶，司徒美堂出席了八路軍辦事處舉行的茶話會，經過與周恩來幾次長談，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通過對比，他進一步認識到蔣介石破壞民族團結大業的本質，從而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1943年，司徒美堂回到美國，廣為宣傳：“忠于抗戰事業，而且創造了抗戰辦法，展開了抗戰局面的是共產黨，而非國民黨；凡是愛國的人，就決不該反共，反共的人實際上也一定反對抗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政府企圖撲滅民主力量，繼續維持其統治，積極準備內戰，中國正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抉擇。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愛國力量，包括海外僑胞，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伍覺天等人在香港開展恢復致公黨組織的活動。

1947年，致公黨在香港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到會的有香港、廣州兩地及美國舊金山和馬來亞派出的代表40余人；英國利物浦、美國波士頓、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則委托在香港的成員參加。大會討論修改了《中國致公黨政綱》和《中國致公黨章程》，發表了《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電文》。

大會推選了中央常務委員會，推選李濟深為主席，陳其尤為副主席，陳演生任秘書長。

“三大”是致公黨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進步，大會宣布致公黨從此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并為之奮斗到底，開創了致公黨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紀元。

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討論了“五一口號”，一致表示擁護。5月5日，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李濟深、沈鈞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向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海內外電》和《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中國共產黨電》。6月9日，致公黨還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

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已噴薄而出！

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之時，大多數民主人士還在南方。1948年11月23日，應中共中央邀請，陳其尤代表致公黨，與馬敘倫、郭沫若、許廣平等離開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來的周密部署，租用外國輪船，穿過敵人海上封鎖線北上。司徒美堂擺脫國民黨特務的跟蹤，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陽輪經臺灣海峽，于1949年9月4日抵達北平，參加人民政協，共商新中國成立大計。

伴隨著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662位代表齊聚民主旗下。致公黨代表陳其尤、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參加了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致公黨以黨派名義遞交了一份關于維護海外華僑權益的提案，提案內容是：“近年來國外各地政府排華，華僑生命財產和自由備受蹂躪，擬請大會提出嚴正護僑聲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實行護僑政策案?！?/span>

這份提案開創了民主黨派團體提案的先河。中國致公黨從此投身新政協，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真誠合作、共商國是！正如陳其尤在大會上的發言：“本黨因為歷史關系，黨員多為華僑，今后，我們愿盡最大的努力推動僑胞各盡所能為新民主主義祖國的建設而共同奮斗！”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后，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宣告成立。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國家的主人。陳其尤等致公黨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這是致公黨的光榮和驕傲。

從反清復明的舊式會黨，成為接受民主思想的革命組織，從舊民主主義政黨成為新民主主義政黨并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無數致公前輩熱愛祖國，歷盡艱辛，走過了求索之路、轉型之路，終于迎來了新中國成立的重要時刻。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致公黨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投身于新中國的偉大建設當中。

（撰稿人：武維娟，總撰稿：胡永芳；編校：汪慶發、趙陽）